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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访谈由华尔街见闻与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共同发起，由见闻特约记者——美国WinShore基金的创始人及首席投资官胡刚在斯宾塞教授纽约的住所完成。

  在清冷的纽约早晨，斯宾塞谈论了眼下最热切的议题。在上篇里，我们呈现他所理解的中国经济未来前景，以及在国际格局重塑的大环境中，像华为这样的公司，该如何自处。他的建议是：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有的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激烈。华为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有可能还有英国都收到了制约，所以华为必须要讲清楚，他们在海外发展项目时并不受其他因素控制，而且，华为必须发出可信的信号，证明他们是拥有市场准入权的。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我们现在还处于发展国际合作的早期阶段，也是未来的挑战所在。那些说贸易摩擦终会结束，国际关系将恢复到过去状态的观点，我认为是不现实的。

  在下半场，他着重谈了对特朗普政策的理解：特朗普好战姿态的背后是什么？他想要和其他人共赢吗？

  斯宾塞也喊话中国朋友：马云在杭州的研究院，真的能够理解经济数字化吗？机会在哪里？挑战又是什么？数字化成为经济增长的未来，中国又该如何与世界分享。

  见闻特约记者胡刚：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放回美国，您如何看待特朗普的经济政策？

  Spence：喜忧参半。我认为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来自于当一群有才华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对经济运作方式有着深刻的见解，并持有不同的观点。考虑到白宫经济团队最近的人事变动，特朗普已经得到了他所需要的这些人，他似乎更喜欢找和他观点一致的人。

  我认为他对贸易的直觉并不像一些人想的那么坏，至少在贸易方面，他创造了一个机会，使均衡回到有利于美国就业的状态，尽管它是以一种好战的姿态出现。

  但是，特朗普这么做让人很不舒服，也让整个外交界很不舒服。我不喜欢因为公司的不当行为而逮捕别人。比如，在美国有很多金融机构因不当行为而受到指控，他们在这些案件中支付了巨额的罚款，但从未有过逮捕CFO的先例。需要说清楚的是，有些界限是不该逾越的。

  当然，特朗普不支持双赢，所以他不会帮助中国。但我们至少可以改变游戏规则，让各方在利益和成本之间取得平衡。另外还有很多可以商榷的问题，比如，我们将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如果美国退出全球气候协定，应该怎么办？等等。

  美国方面，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但这受益于去年的大规模减税政策，随着这一刺激作用的消退，我们普遍预测经济增长会放慢速度。同时，我们也确实有相当大的主权债务正在积累中。美国不可能永远保持现在的做法，中国也是一样。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好坏参半的政策，它主要得益于相当强劲的经济增长，至少在特朗普近两年的执政期间是这样，但多数人的观点是，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可能会遇到更大的经济阻力。

  见闻特约记者胡刚：我们知道，全球化和科技浪潮让10%的精英受益，而后50%的人并没有得到好处。事实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一直是全球民粹主义的源头，不仅是美国，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那么您如何看待逆全球化？如果说全球化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那么逆全球化会改变这一点吗？

  Spence：不一定，部分原因是技术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人工智能参与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甚至在某些自动化的工作上已经取代了人类。这意味着，这些由深度学习算法实现的技术可以让人们变得更有效率。用医生来举例，他们可能需要读大量的医学和生物医学文献，但如果有了合适的人工智能助理，它们可以帮助医生整理、筛选最重要的文件，大大减少实际的工作量。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经济等式中，我们对科技发展带来失业的讨论已经过多地超过了对科技发展提高经济生产率的讨论。比如，我的助手就是一个计算机系统，它帮助我更有效率，这是一种互补，而不是替代。这也就是我们要做的，虽然我们解决社会不平等的方法不太完美，但我们必须努力朝这方面推进，这也是实施国际合作的一个先决条件。

  再举个例子，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对汽油增税，也就是碳排放税。这个税负并不是很重，但它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甚至危害到政府的稳定。当我们处理诸如气候变化这样不得不处理的问题时，就会得到这样的社会反响。“黄背心”们说，他们在月中就把整月的钱都花光了，所以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继续处理一些更长期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这说明我们必须在国民素质上投入更多的成本去进行高质量的培训和再培训，必须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这样人们才可能做出转变。

  所以我并不完全悲观，因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一旦我们做不到，那么反精英主义、民粹主义都会削弱国际合作与平衡的能力。